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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新闻
《活着》钱江晚报对我院进行报道
作者:《钱江晚报》  发布时间:2012年04月01日

活着
钱江晚报记者 王蕊
  
一则新闻
  1个月前,上海人秦岭患肺癌的父亲数次被医院“赶走”的新闻,让我重新对自己所跑的卫生新闻线索做了一番梳理。有一个地方,好像很久没有去了。
  秦岭的父亲,让我想起了那个地方的老人。
  人之老去,本是规律。如何老去,如何老得有尊严?在无法把握自身的无力时期,周遭的语言和眼神,或是利剑或是阳光,让生者直面完全不同的际遇。
  老年病医院
  我知道,在杭州城北靠近半山有一家门脸极小的医院,它总是不停地接到这样电话——
  “我父亲80岁,肺癌晚期,大医院不给治了,能不能到你们这儿?”
  “我母亲中风后遗症,生活不能自理,你们医院有没有床位?”
  ……
  这家老年病医院,是杭州市一医院城北院区,只有150张床位,住的基本都是老年人。有的是中风后瘫痪,有的是心梗后成为植物人,有的人是癌症晚期。
  绝大多数老人,会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几年、几个月、甚至只有几天。
  老陈
  医院没有电梯,三楼转角一个小房间,不到10平方米,两张病床。一边是位因帕金森昏迷的老人,另外一边,老陈斜靠着枕头,面无表情,脸色苍白。
  老陈,83岁,没有子女,严重的中风后遗症,半身瘫痪,不能讲话走路,在这里已经住了4年。
  ——这是我从医生那里得到的信息。
  老人右手蜷缩在被子里,左手还灵便。他看到我,抬起左手搁在眉毛上,竟然,给我敬了个礼。
  我握了握他的左手,他的手很软,手指纤长,指甲整齐。我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,他是位知识分子。
  老陈只能靠在纸上颤抖着左手涂涂写写来交流。他手指床头柜,拉开,里面有纸笔,我送到他面前,他左手提笔,在纸上画了几个极其潦草的字。我拿过来,仔细辨认了一会,看出其中四个字:
  生不如死。
  他陆续费劲地写,我费力地再辨认:
  救救我!
  这几个字,惊到了我。我读到了一个病痛的老人的无奈与孤独,看得出,他思维清晰却受困于肉体的羁绊;他活着却只能与人无言相对。
  老陈握着笔的左手,微微颤抖,我帮他扶着纸,他不停地画着,而我再辨不清他写的内容。
  第二次去看老陈时,我给他带了苹果。老人摆手,然后张嘴指了指。护工说,没有牙,水果咬不动了,吃饭也只能吃面条这些软的东西,鱼和肉,都要用剪刀剪碎。
  这次,老陈一眼认出了我,并在纸上写下我的名字。“老人的心灵跟常人一样敏锐,但可惜困在不能言语和行动的躯壳里。谁又能跟他聊天解闷?”我心生感想。
  看得出,老陈很想告诉我一些事,也希望了解我。因而,我提问的时候,他就用摆手或微屈拇指表示错或者对。
  费力的聊天,加上医生护工的补充,我拼凑起了老人最简单的经历:
  杭州人,早年从华东师大外语系毕业,留校老师,后来被打成右派,下放到杭州改造,并与上海的妻子离异。到了杭州某工厂,干不了力气活,辗转做了中学教师,教外语。后与一位钢厂女工再婚。一生没有子女。
  隔壁床的家属和护工悄悄告诉我,老人脾气很不好,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,用棍子不停地敲床栏杆,半夜里长时间按呼唤铃叫护士。医生说,老陈有抑郁症。
  问到他家的情况,老陈画给我三个字:
  没有家。
  在第一次中风后,他把房子卖掉养老,第二任妻子常年住在杭州近郊的一家养老院。老陈认为,就此没有了家。
  医生告诉我,刚入院时,老人还能讲话,他说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是文工团的演员。老人住院以后,朋友辗转通知他前妻。前妻从上海来医院探望他。买了好多吃的,陪了一个星期,临走时,她嘱咐护工:他胃不好,饮食要注意点,他喜欢吃点甜的,她还找医生了解病情,很客气地说,谢谢你们照顾他。
  听到别人说他的这些经历,老人的目光变得柔和。这像一丝光,穿透岁月,留在他的记忆里。
  老人唯一交流的工具,是写字,当字迹潦草别人无法识别,或是他极力表达而得不到回应时,他只能用手梆梆地敲头表达痛苦和挣扎。而我只能无力地看着他。
  我知道,对老陈,二次探访,我便是他的亲人。这样的“草率”,意味着他渴望交流;而我也知道,我永远也完成不了一次成功的采访,因为他的内心,我无法进入。
  我走时,照例握握老陈的手。他握了我的手,放开,又拉住了我的袖管。他不放我走。
  “我经常来看你,好吗?”我说。
  老人的手放开了。他的拇指上下屈伸——这是他的语言:“好的。”
  项女士
  医院大部分病房都很安静,老人们都躺着,有些身边有个护工或家属。
  在三层楼的病房里,我最先遇到的是项女士。她刚把82岁的父亲安置进医院,对医生的感谢溢于言表。
  “我父亲是聋哑人,去年确诊为肺癌晚期,大医院医生说没必要再治疗了,可我们不忍心看他回家等死啊。”
  项女士看起来40岁不到,是名副其实的“夹心饼干”,女儿读小学,父亲住在城北,母亲住在中山路,都要靠她照顾。我眼前的项女士穿着一件并不高档的紫色羽绒衣,双手粗燥,头发有点蓬乱,看得出,很辛劳。
  项女士告诉我,她在商场当服务员,每周要跟别人调班两次,就是为给父亲送饭,带点水果。早上在中山北路乘7:30的338路公交车,一个小时到医院,等父亲吃好中饭,再乘338路回到市区,因为要接女儿放学,给母亲做饭,再回家做老公和女儿的饭。不能到医院时,她请一位护工陪着父亲。
  第二次见到项女士时,她坐在父亲床边,一言不发。聋哑的父亲,头发花白,胡子蓬乱,似乎在闹情绪,背着身躺着。
  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,理解不了。”项女士说,父母的一生,她似乎都不甚了解。
  老人来了这里以后,几乎每天都躺着,好像有心事。
  “可能是猜到自己的病了。”项女士说。家人一直瞒着老人,但老人经常拉着医生的手指着自己的胸口,痛苦不堪。项女士说,做儿女的,总要尽到责任。
  护士告诉我,项女士其实是老项的养女。她每周只能来两次,其余时间还要照顾家里80岁的聋哑养母。
  我看着项女士,她还是穿那件紫色的羽绒衣,衣襟有细碎的羽毛钻出来。护士说,项女士每次到了医院就麻利地给老人擦身体、倒尿袋。
  项女士跟我说,被大医院“赶”出来,时真走投无路。“那个样子回家,估计肯定撑不了几天。”现在,能有家医院收留父亲,这已是一种幸运。
  老叶
  76岁的老叶,住在老陈的隔壁病房,他正经受着“癌症震惊期”。
  其实他在这家医院住了2年多了,可刚刚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。
  而得知的方式极其戏剧化:他在走廊与另一位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因琐事发生口角。老人像小孩,吵得还挺凶。对方冲口而出骂老叶:你都是癌症的人了,还蹦跶什么劲!
  这句话像一记闷棍,把老叶立即打入冰窖。
  他叫来医生对质,来的时候你们都说是胃病啊,我怎么变成胃癌了?
  医生只好告诉他,是胃上面的肿瘤。老人像个孩子,闹自杀——护工做好饭端上来,他全部掀翻,要绝食。
  医生想把老人的儿子叫过来,劝劝这个倔老头。可儿子出差,一直没有出现。
  紧接着几天,老人吐血,吃不下任何东西。医生也赶紧跑到病房,“保证”他癌症能治好。或许是对生的留恋,老人度过几天的消极平静期,情绪缓和了。
  我看到老叶时,他躺床上,喝了几口牛奶刚吐完,他的脸和手都像纸一样白。
  后来再次见到老叶,我发现,他坐起来,朝我笑了。他拿着我带去的苹果,说其实自己最爱吃的是香蕉。
  显然老叶的情绪已多云转晴。
  医生笑笑:“老人要哄的,得了病该怎么治怎么治,当然,也撒了个善意的谎言,告诉他还是能治好的。”很多老人,都经历过这个“癌症震惊期”,接受事实了以后,治疗配合度就高了。
  果然,老叶的脸色透出了一点亮色。
  我一直没碰到老叶的家人。医生说,老爷子的儿子特别忙,这也是大部分家属的状态。
  徐医生
  早上8:00,我随徐磊医生一起查房。
  这位43岁的大夫告诉我,一般医院的住院病人,会有“好转、病愈、死亡”等几个可能指向,而在这家老年病医院,好转和治愈的患者极少极少。
  “这是考验亲情的时刻。有的老伴像上班一样白天来晚上走,儿女每周都来探望;也有家属把老人送来就直接交待医生,‘什么时候人没了,给我打个电话’。”
  “少数能行动的老人,可以聊天,打牌。还有些人,靠轮椅能出去晒晒太阳。多数人只能每天躺着。”
  那他们还有什么生活质量——我几乎是脱口而出。
  “用我医生的标准,他们住在医院里,得到照顾,这就是生病老人的生活质量。”
  徐磊医生的看法与我不同。
  我相信,看法的不同,缘于我们的环境不同。
  徐磊医生说,他也碰到过不少病人提出安乐死,“给我打一针,再不要醒来。”
  可这背后,很大程度上是病痛带来的心理变化,很多病人认为自己是家人和社会的负担,甚至觉得自己已被子女遗弃。其实,只要老人们能得到好的照顾,他们都愿意活着。
  徐医生说,每个人,都应该得到的宁养,在人生最后旅途上感受温暖。
  愿每个人都好好活着。

本文章转载自《钱江晚报》2012年3月25日C9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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